第八百九十六章 结案
  蔡确得到陈安民的供词，心中窃喜，掰倒宰相，名动天下的机会到来了。
  与他一同审案的是御史中丞邓润甫，对蔡确的做法一直颇有微词，如今蔡确却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陈安民招供了，特意来约他一起去告诉赵顼。
  邓润甫压根没有察觉到这是个圈套，对蔡确说，“未敢上殿”，劝告蔡确不要冒然惊动赵顼。
  另一边，邓润甫却利用给赵顼讲课的机会，控告蔡确在乱搞，借机告诉赵顼：“相州狱甚冤，大理寺实未尝纳赂。而蔡确深探其狱，枝蔓不已。”
  “窦平等皆朝士，榜掠身无全肤，皆衔冤自诬。乞早结正。”
  恰好权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也上书，说窦平等人在御史台狱受到刑讯逼供。
  赵顼“甚骇异”，所以当蔡确隔了一天来见赵顼，准备汇报陈安民招供不讳、宰相吴充涉嫌受请托一事的时候，行至殿门，被合门使告知，皇帝拒绝见他。
  随后，蔡确便接到赵顼手诏：“闻御史台勘相州法司颇失宜，遣知谏院黄履、勾当御药院王中正，据见禁人款状引问，证验有无不同，结罪保明以闻。”
  这是大宋法律中，为防止出现冤案、错案而设立的最后一道防线——凡是徒刑以上的刑案，在庭审结束之后，都必须启动“录问”的程序。
  所谓录问，就是由一位未参加庭审、依法不必回避的法官，核查案状，再提审被告人，读示罪状，核对供词，询问被告人，所供是否属实的流程。
  然而官场套路深不可测，为了应对这一切，蔡确早就做好了巧计安排，设计了烟雾弹。
  当赵顼派的知谏院黄履、勾当御药院王中正前来复合录问的时候，周孝恭、潘开等一干嫌疑人，除了窦平还在喊冤，称原供状内“十有八事皆虚”外，其余人等竟然全都服服帖帖。
  黄履和王中正面面相觑，无论如何，都想不到是这种情况，争议这么大的案子，犯官们无论被问到什么，竟然都唯唯称是，这情况实在是罕见。
  没办法了，只好验看众人的身体，因为邓润甫之前举报说蔡确刑讯逼。
  结果一检查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，“拷掠之痕则无之”，显然，这些人并未受到严刑拷打。
  邓润甫之前所说的，如今看来，完全是不实之词。
  所以当黄履和王中正录问完毕后，回去向赵顼报告，说除了窦平，其他人等都没有喊冤翻供，而窦平本人身上，也不见拷掠之痕。也就是说，邓润甫的话，有水分。
  于是赵顼反过来开始对邓润甫等人生出不满，认为他们在对蔡确造谣。
  事情来了个大反转，蔡确趁机哭诉，上书赵顼反告邓润甫与上官均，说他们明知陈安民有请求执政的情节，却有意为之开脱，又“恐臣论列，故造飞语以中伤臣”。
  在最后那次录问当中，二人又“意欲开诱罪人翻异，而罪人了无异辞”，陛下派遣的黄履与王中正，完全可以为臣作证。
  于是赵顼以“奏事不实，奉宪失中。言涉诋欺，内怀顾避。”为由，罢了邓润甫的御史中丞之职，出知抚州；
  以“不务审知，苟为朋附。俾加阅实，不知所言。”为由，罢了上官均的权监察御史里行之职，出知光泽县。
  蔡确却因此再次获得擢升，任命为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。
  而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？原来蔡确不简单，他知道后面有录问这道程序，所以，他隔三岔五把这些人拖出来，进行录问模拟考试。
  如果有人翻案，对不起不及格，回去暴打一顿，继续虐待，然后重考。
  经过二模，三模，不停地来模拟录问这套程序，最后陈安民等人都被搞出条件反射了，你再怎么问，也不翻案了。
  鬼知道你这是真的考试还是又是模拟？
  所以当皇帝派人来真正开考的时候，啥都问不出来。
  而且蔡确知道肯定会有人就此案打他的小报告。
  这就需要让赵顼判定小报告不真实。
  怎么做呢？
  想要让别人真话失去信用，最好的法子，就是在那人的真话里掺点假，让整个真话的可信度大打折扣。
  蔡确骚就骚在都用自己不开口，便让邓润甫和上官均乖乖掉进自己的陷阱里。
  原来那次邓润甫夜里在御史台听到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，并非对窦平等人的讯问，而是蔡确故意放出来的烟雾弹。
  他故意误导了邓润甫，让他以为是在拷打窦苹等人，其实是安排御史台官员审讯其他案子的犯人。
  扳倒了身边的绊脚石，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之后，蔡确开始对更多的“相关人士”动手了。
  首先开始审讯“潘开行贿案”，逮捕了陈安民的外甥、大理寺评事文及甫。
  文及甫恐惧，供认曾将大理寺复核相州案一事，禀告过他的岳父、宰相吴充，吴充也允诺，会关注此事。
  这道供述，与陈安民的供词一致。而且文及甫还供称，曾嘱托太常博士吴安持过问相州案。
  紧跟着，蔡确对之前不支持工作的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也实施了逮捕，并恫吓他：大理寺的法官已供认受了你的风旨行事，你还不认罪？
  刘奉世心里疑惧，称自己的确曾经受到了吴安持的嘱托。
  刘奉世为什么就会接受吴安持的请托呢？原来刘奉世以前供职于枢密院，当时是枢密使吴充的下级。吴充拜相后，便奏请将刘奉世调入中书刑房，任检正公事一职。
  而吴安持，正是吴充的儿子，前宰相王安石的女婿。
  这就又抓到了一条大鱼。
  到这里，蔡确将目标锁定在吴安持身上，奏请逮捕吴安持问讯。
  但神宗皇帝顾及宰相吴充的身份，没有答应逮捕，“特免追摄”，由制勘院“遣人就问”。
  吴安持恐被逮系下狱，承认亦曾请托过刘奉世。
  受牵连的还有前宰相韩琦之子，时任三司副使的韩忠彦。
  因为当时朝廷为了照顾韩琦，特意让韩忠彦知相州，方便照顾老父亲，相州案的判决书上有他的签字。
  在蔡确的梳理下，案情变成了如下：
  陈安民在任相州签书判官时，主审此案，判决失当；
  又因害怕旧案被驳正，便向他的外甥、大理寺评事文及甫请托。
  文及甫受陈安民之请，又转托于他的大舅子、宰相吴充之子吴安持。
  吴安持受托，嘱咐跟吴家关系密切的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帮忙。
  刘奉世复暗示大理寺法官裁定相州案并非失入杀人。
  大理寺法官窦苹、周孝恭承刘奉世风旨，遂认定相州案的原判不存在过错，驳回周清的质难。
  事情经过和关系链条，完整了。
  元丰元年五月，案子结案。
  前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刘奉世落直史馆，免勒停，监陈州粮料院；
  太常博士吴安持夺一官，免勒停，冲替；
  殿中丞陈安民追一官，勒停，展三期叙；
  三司副使韩忠彦赎铜十斤；
  大理寺详断官窦苹追一官，勒停；
  大理寺详议官周孝恭、大理评事文及甫，冲替；
  自余连坐者十余人。
  宰相吴充因其子卷入案子而上表请退，阖门待罪者三四次，最后在神宗催促下才上朝视事。
  而这个处分结果公布后，蔡确还不满意，多次率领御史登对、上书，说对吴安持的惩处太轻。
  蔡确之所以盯着吴安持不放，自然意在其父吴充。
  然而就在蔡确春风得意穷追不舍之时，一封来自郑州的弹章，让事情戛然而止。
  第八百九十七章 验尸
  殿中侍御史苏元贞，弹劾蔡持正持心不正，矫饰枉法，欺君罔上。
  整个审案过程的目的，不是纠正法律存在的问题，而是为了打击异己！
  现在诸事已然落定，请托之人已然得到惩处，但是请问：
  其一，蔡确的审讯是否存在瑕疵？
  此案中的几个疑点并没有得到澄清：司农寺官员高在等，这个人为何轻轻放过，没有详加审讯？
  从各路证词上看，大理寺并没有收受贿赂，只是言语上相互请托，这固然是有罪，但是量罪是否过重？
  其二，此案的判决到底错了吗？现有另一种剖析方法，按照这种剖析，将此案中各项罪名进行区分条列，分别裁定，是否可以认为此案判决，从一开始就并没有大错？
  其三，如果此案的判决并无过错，那么这一大堆请托的“标的”，是不是自然就不存在？
  那么蔡确牵连这么多人，造成这么大的案件，事情涉及到两个宰相和他们的儿子，十多人追官夺职，算不算牵连过广，攀索太苛，造成的影响过大？
  部分官员如正确判决的韩忠彦，是否因此受到了冤屈？
  这是不是御史台主次颠倒，轻重不分，过分打击？
  那么请问，御史台的相关人员，应不应该受到惩处？！
  此案受到处罚的当事人，无一例外，都是旧党，而生造出此次大案的周清，蔡确，都是变法的新派。
  请问这次审理真的公平吗？真的没有党争的意味掺杂在其中吗？朝野天下，对这个判决结果，能真心信服吗？！
  请托包庇，固然是错误，但是用后一个错误去纠正前一个错误，难道后一个错误，就不是错误了吗？
  奏疏上达，被赵顼直接留中，只有小范围的人知道，算是按下了这件事。
  开什么玩笑，大宋官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一人多职叠房架屋，但那也只是为了发俸禄论京序而已。
  所以苏元贞这个殿中侍御史，只是虚衔，只能作为朝官身份的象征，而不是真有什么谏议之权。
  苏元贞想钻这个空子，当然不行。
  奏章虽然留中，不过在内殿屏风之上，赵顼还是特意写下了“苏元贞”三个字，过了两天，又在后面加上了“骨耿”二字。
  而蔡确仍然屡率言事官登对，要求重谴吴安持，赵顼予以了否决：“子弟为亲识请托，不得已而应之，此亦常事，何足深罪！”
  蔡确还在坚持，最后赵顼恼了：“卿辈但欲共攻吴充去之，此何意也？”
  直接封还了蔡确的奏章，并且下诏：以后再遇到类似案件，采用剖析法，将复杂的罪行分开细化成单罪，然后量定每一个犯罪实施者，在每一项罪行中的主从轻重，最终数罪并罚。
  这是对御史台的敲打。